丙午马年将至，与马相关的文物再次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焦点。
在《三字经》中，马被列为六畜之首，所谓“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是也。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家在位于甘肃永靖的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遗址都发现了随葬的马骨，这些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
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王陵范围的西北岗，发掘和钻探了100多个马坑，每坑埋葬的马匹数量为1匹到37匹不等。在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的“车辚辚马萧萧——车马遗迹展”展厅，馆藏有殷墟出土的上百辆马车中的23辆，绝大部分都是两马拉车的形制。殷墟出土的马车，是中国最早的畜力车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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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马车比殷商时期有了许多进步。《诗经》里有不少描写4匹骏马拉车奔驰的诗篇。如《郑风.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大意是：猎人去打猎，驾着4匹马的车十分威武。骖服奔驰，像跳舞般整齐，雁阵般齐整，又像左右手一样整齐。《诗经》里的马车都是4匹骏马牵引，这似乎是当时马车的标配，从侧面反映了周朝养马业的兴盛和周人马车出行的奢华。
在湖北省博物馆，有一件战国时期的漆奁，1986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相关考古材料表明，这是一座距今2300余年的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漆奁盖的外壁一周有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整幅画绘有26人，4乘车、10匹马，以土黄、桔红、海蓝和棕色等颜色勾勒出一幅色彩艳丽、生动活泼、富有立体感的图画。画面上，人物姿态各异，猪犬腾跃，车马有序。
当然，作为湖北省博的镇馆之宝，这件漆奁的制作更是令人称奇，其胎体采用了夹苎胎工艺，由于构成夹苎胎的物质是漆灰和织物，其收缩变形的程度微乎其微，不仅有效地克服了木胎漆器厚重、易变形、开裂等缺陷，还轻巧、结实、廉价，体现了楚国漆器高超的制作工艺。
到了汉代，无论是马还是马具、马车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发生在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迫使汉高祖建立骑兵体系之后，文帝推行“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景帝增设边郡牧师苑，汉武帝透过绢马贸易、乃至不惜战争，引入在适应性、爆发力、耐力等方面优于中原马的西域马，从而使马的品种得到很大改良。从骑行方式讲，最晚到汉代已经发明了马镫，并从单镫到双镫，骑马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更有保障。汉代的马车及驾车的马上使用构件和饰件多为铜质，车马器主要附于车体、马体之上，大都具有实用功能，用来协助驾驭马匹、加固车子，功能与其所在位置紧密相关。軎、辖使用于车轴部，盖弓帽用于伞盖末端，镳、衔、节约等用于系马、御马，当卢等用于马首装饰。我们现在使用的“管辖”“节约”等词语，就是从车马器构件名称演变而来的。
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3辆朱轮车及殉葬马匹，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西汉车马殉葬遗迹，它们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写满西汉制度密码的“活文物”,也为研究汉代车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贵州博物馆，有一辆东汉铜车马，于1975年在贵州兴义东汉墓出土。原物为一车一马，青铜铸造，分为辎车与轺车两种形制：辎车为封闭式车厢，推测为官员女眷用车；轺车为四面敞露式公务用车，印证了汉代的车舆等级制度。马由头、耳、颈、躯、尾、四肢等11段分铸组合，用17个销拴固定，作昂首、立耳、竖鬃、嘶鸣、奔腾状。车的结构分驾马、轮与轴、车箱与篷盖3个部分。造型自然生动、惟妙惟肖，铸制结构严谨、工艺精湛，外形雄伟壮观、灵动典雅，展现骏马三足站立、一足腾空、昂首欲奔的英姿。在形形色色的马文物中，贵州东汉铜车马是汉墓出土车马文物里最精美完整的一件，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生动完美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受到文博界、史学界和艺术界的关注。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带入养马技术和骑射文化，与中原农耕文明互动。汉人贵族逐渐接受骑马风尚，改变了过去的乘车传统。在山西博物院，有一幅《鞍马游骑图》，这是北齐娄睿墓中壁画的一小部分，1979年出土于太原市王郭村娄睿墓，其出土填补了美术史上北朝绘画的空白，也代表了北朝绘画的最高水平。整幅画作包含上百匹骏马及仪仗队列，但层次分明，构图新颖，描绘了墓主人生前出行的壮观场景。马饰保留鲜卑元素，采用铁线勾勒与色彩晕染技法，线条千变万化，顿挫有力，如行云流水。人物生动，生活气息浓厚；群马形象逼真，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充分展现了北齐时期马文化的特色和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魏晋时期完善的驿道网络，强化了对辽阔疆域的控制，特别是马作为驿传体系的核心，保障了政令传递和物资调运。在甘肃省博物馆，有一块1972年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葬群的驿使图画像砖。驿使面部无嘴巴，寓意邮驿传递的保密性。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资料，见证了魏晋时期西北边疆的邮驿制度和交通状况，为研究丝绸之路交通史、古代通信保密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除了西域马的引进，许多马文物也很好地表现了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西安博物院，有一件唐代的三彩胡人腾空马，系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西安制药厂唐墓出土。这件文物由骑手和飞奔的悍马两部分组成。骑手为胡人少年，身穿蓝色长袍，腰间系有革带，革带上挎了一个袋囊，脚上蹬尖头靴子。少年端坐在马背上，头发中分，两耳旁各梳有一个发髻，面部丰腴，笑容满面，双拳紧握于腰间牢牢控制马的缰绳。马的体型彪悍，作腾空跃起式，颈上鬃毛直立，马鞍上有白、绿、黄三色相同的袋囊。这件三彩胡人腾空马，以生动、逼真的造型，鲜美的釉色，成为唐三彩中题材仅见的精品。虽是一个静止的动作，却表现出了骏马疾驰，骑马者不慌不忙的姿态，足以展示制作者的高超技艺。
马在交通、军事领域的重大贡献，启发古人以马为题材，塑造了众多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在辽宁省博物馆，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这是中国十大传世人物画之一，出自唐代画家张萱之手，原迹已失传，现存为宋代摹本，不仅是辽宁省博物馆极具代表性的镇馆之宝，也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行天莫为龙，行地莫如马”。马，在中华文化中，自古就是奋发向上、奋勇争先的正面形象，也是龙马精神的象征。以龙喻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体现了古人对马的赞美与崇敬。以马喻人，是文人墨客对施展抱负或怀才不遇的寄托。马的勇敢进取、忠诚耐劳、自由奔放的特征，转化为民族精神信仰，深度参与中华文明的塑造。最终，沉淀为吉祥祝福的符号流布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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