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凿通惠河后即全线通航，使臣官员行旅皆可乘船从通州经临清水驿、过会通河直达扬州，长江、黄河两大水域从此得以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
明清时期，从顺天府（今北京）到应天府（今南京）沿北运河设置水驿40余所，京津段依次为通州潞河驿、和合驿、河西驿、杨村驿、杨青驿、奉新驿，分别是北部运河的重要节点，无不经历了盛衰荣辱之变，无不显示出变换风俗之能，如今古道悠悠，值得一探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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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水驿
涛平千里水如练 云挂孤帆人似仙
通州曾为金中都东部的漕运重地，元代始设水驿数所。据《通州文物志》载，通运桥“两端东西两侧石砌平台，为行旅上下船而置，是京杭大运河北端客船码头所在，出任江淮流域之官员，入贡北京之使节，南去北来之文人墨客，走水路者多于此上下船。”
建于明永乐年间的潞河驿、和合驿位于水陆交汇之处，作用尤其重大。官修编年史《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卷》载：“五月丙申，命改通州和合水驿及土桥巡司于张家湾驿，以专供水路廪粮夫役，巡司兼管七十二贡车辆及下水夫，其潞河驿与本州递运所专备陆路夫马车辆。从顺天抚按议也。”足见两驿在那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性，航运规模不可小觑。
和合驿在通州南六十里，建置规模随着历史变迁起起伏伏，时大时小，万历四年（1576年）移至张家湾水陆要冲之地，成为马船兼具的水马驿。张家湾地势低洼，四水交汇，多现小桥流水，绿柳人家，素有小江南之称。远望“涛平千里水如练，云挂孤帆人似仙”；近看“黄鹂啼歇晓阴开，两岸垂杨荫绿苔”，又有“微茫连水国，迢递见村家。绿满平田草，红开断岸花”的优美景致。驿船分站船、红船、快船多种：站船身画彩纹；红船涂以红漆；快船一般由十人驾驶，称作多桨快船，分别担负不同使命。此外还有一种座船，多是红船改装而成，专门应付上等差役，比如官员乘驿，比其他船只等级高，装饰也比其他船只精美。
按清制，凡紧要公文一律交由驿站递送，并规定时限时速。和合驿下行至河西驿计七十里，“六百里加急”即限行一时二刻（由河西驿至和合驿为上行，限行为一时六刻）。古时候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一时辰等于八刻，将一时二刻换算成现代时间即为2小时30分钟，算得上迅捷。
荷兰使团第一次访华是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行程也是由水路经张家湾，再到北京，在和合驿休整了5天。使团成员尼霍夫后来写了一本《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了在和合驿启程赴京的经过。
潞河驿码头原在通州区赵登禹大街5号院东侧约50米处，南侧岸边驿亭是六角攒尖黄琉璃筒瓦带宝顶，颇具皇家气派，可惜其建构已遭破坏，所遗部分汉白玉构件被收藏在三庙一塔内，当年的辉煌也只能从文物志上了解考证。潞河驿后被并到和合驿。
杨青驿
杨柳驿边黄叶落 桃花市口白云浮
杨青驿，明朝永乐年间设于南运河畔、武清县南一百五十里的杨柳青，嘉靖十九年（1540年）移至天津城外，包括水驿和马驿，水驿为极冲级驿站，凡由大运河进京的船只、官员、客商大多在此驻留；马驿在天津至保定的官驿大道上，主要应付天津府差事，及接济静海、武清差使，名为“腰站”。杨柳青在先秦时期是黄河、海河的入海口，素称“流口”，相传姜子牙在河堤栽种柳树阻止了水土流失，故改称“柳口”，元代文学家揭侯斯面对此地美景，留下了“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水两岸苇篱长”的著名诗句，杨柳青从此得名。
从明初至嘉靖十九年的200年时间中，杨青驿对当地经济发展、民俗民风的影响巨大，把杨柳青从一个小小村落演变为特色鲜明的名镇。大运河各色人等往来穿梭，物资流通频繁交汇，给世代打渔的杨柳青人带来商业觉醒，进而把生意做到北京、东北及江南地区。揭侯斯写道：“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昨日临清买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至清光绪年间，杨柳青人随左宗棠西征部队“赶大营”，成为军需品及新疆地区的长期供货商。
虽然驿站设立初衷是保障信息与军政物资供应，其实际功能则远不止于此。得益于大运河畔的繁荣水驿杨青驿，杨柳青不断吸收南方优秀民间文化。马逸先所著《杨柳青年画小史》记载：“随着南人北迁，南货北运，在江南深受人民喜爱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也传到了北方，受到了北方人民的欢迎。于是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杨柳青一带也出现了木版年画。”聪明肯干的杨柳青人结合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与民俗题材为创作内容，形成独具特色的“杨柳青木版年画”艺术，驿站的催化作用功不可没。
杨青驿开创了天津卫城“码头文化”先河，亦是“邮驿文化”的缩影，例如距此地不远、被誉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之一的水西庄，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高峰和儒雅文化的代表，或亦与此相关。
明后期，由于“河海咽喉，神京牖户”的天津从当初设置的军事卫所，转变为一个殷盛的城镇，不但是北京门户，还是北方漕运中心，运输、商业、盐业发展迅速，杨青驿从杨柳青镇移至天津城墙脚下，交通更为便利，地位也随之提高。
杨村驿
杨村岸头驿使回 直沽洋里海船来
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杨村驿设于漕运要道北运河西岸，是天津沿北运河溯流而上的第一个驿站，设有驿丞管理邮务。它是当时的运输装卸要地、漕船换驳的主要地点之一，因有大量北上大船（当时称“遮洋船”）需要过驳至小船（称“浅船”）才能沿北运河运粮食物资至北京。元傅若金《杨村》诗中写道：“杨村岸头驿使回，直沽洋里海船来。军夫伐鼓欺行旅，百里维舟不敢开。”明朝为保证京师及北方驻防部队的粮饷供应，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大力浚修和拓宽，使江南至北京的大运河航运条件大为改善，漕运数量不断增长，杨村驿因而显得任务繁重、地位突出。
清朝中期，杨村驿的站船按极冲级（即极为重要）配备，史载另有驿马34匹，供役人员有马夫17人、驿皂8人、轿夫27人、纤夫99人、驿书1人、兽医1人，共153人。因为距离县治较远，县管更有难度，因而没有像河西驿那样加以改革，始终保留驿丞一职。杨村驿是清朝后期全国保留专职驿丞的65个驿站之一。这类情况在天津还有杨青驿、奉新水驿、流河水驿。
河西驿
驿路通畿甸 敖仓俯漕河
河西驿位于武清县北、北运河西侧的河西务镇上，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八月制驿，属极冲级驿站。
河西务地处京东水陆通衢，是元明清三代的漕运咽喉，据载，“滨河建有龙祠，以时祭祷。两涯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商民攒聚，舟航辐。”“每值夏秋，粮艘估舶，昼夜往来。”元朝诗人傅若金在《河西务》诗中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情景：“驿路通畿甸，敖仓俯漕河。骑瞻西日去，帆听北风过。燕蓟舟车会，江淮贡赋多。近闻愁米价，素食定如何？”此外，明初河西务设户部分司、巡司，正统元年（1436年）钞关从天津移此，商货进京须由河西务领取红单进京交税。户部分司、巡司、钞关等机构办理与北京有关手续，均由河西驿派员递传北京。
河西驿设立之初非常繁忙，一直配备专职官吏管理驿务，至清朝中期有驿马33匹、供役人员中马夫16人、驿皂8人、轿夫27人、纤夫99人、驿书1人、兽医1人，共152人。其中纤夫编制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二。这是因为北运河流沙通塞无定，处于难以疏治状态。杨村经河西务、张家湾至通州一段搁浅最为厉害，经常发生边挖边淤的情况，船到杨村段溯流而上时总会因水深不足而前行困难。光绪年间，户部尚书翁同龢《杨村道中》一诗中便流露出对流沙淤浅的忧虑：“一曲得一曲，流沙浅复深。风帆对湾亚，岸柳过河阴。若使建瓴势，将毋高屋沉？津沽蓄众水，虑此一沈吟。”解决这一困难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使用纤夫拉船驱进，杨村、河西务在每年天暖时平均日通过船只至少30艘，驿站准备的99名纤夫忙时仍显不足。
乾隆二十年（1755年）邮驿改革，裁撤驿丞，归并武清县，由河西务同知兼管。这一隶属变更，使得河西驿由独立行使邮驿机构职权的部门，变为由地方主管下的专职工作部门，人、财、物权都集中到县里。驿站事务繁杂，同知只好委托幕僚或亲信代理，可惜当时这些人大多缺乏责任心和经验，有的还贪赃枉法讨好上司。日久天长，弊端丛生。原河西驿幕僚沈侨如曾著《河西驿日记》一册，写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二十五日，止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每日一记，多则数百字，少则一两句话，以朴实的文笔和具体的资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驿站的生活实际，揭露了清末驿政的种种乱象。
如今河西驿原址已荡然无存。1986年县政府在河西务镇上树立“津门首驿”碑一座，成为武清一景。
京杭大运河京津段航运体系在历史上曾表现出极强的运输能力，有效地融合了我国南北方经济文化差异，影响深远。但其致命弱点是常常流沙淤浅，致使清光绪后期北方漕运日见颓势，所属驿站也渐渐风光不再，不得不使人感叹一句：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我们仍然怀念这些在特定时空下璀璨无比的水驿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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