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维修
1969年年初，我来到杭州城郊的一个人民公社，叫做红卫公社红向阳大队（今杨家村社区）第二生产队。1972年，上级开始建造杭州到湖州间的铁路，路线刚好通过我所在的红向阳大队，杭湖铁路筹备处准备征用大队的土地。同年8月，在土地征用补偿条款中允许招几名社员进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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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背景与杭州铁路局有很深的渊源，几代人都在铁路上工作。我的爷爷吕湘芝是沪杭铁路局最早员工，毕业于清廷邮传部铁路管理传习所，也是杭枫铁路（杭州至枫泾）的创始人之一。自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就担任铁路杭枫线（杭州-枫径）的车长，还当过长安镇站、斜桥站、拱墅火车站的站长。我的父亲叫吕晓初，1936年考进浙赣铁路，参加过铁路上的抗日活动。解放初担任铁路防空参谋，1953年后成为列车段副段长、材料股长总务股长、供应段总会计。虽说父亲1963年5月开始才长病假。不过，我的几位叔伯和他们的几个儿子也在铁路上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铁路员工中拿最高工资者是火车驾驶员，达到每月99元。父亲是新中国铁路建设的有功之臣，他拿的是“保留工资”，可以达到每月101元，比最高工资者还要多出2元，这个数一直拿到他长病假时为止。
在1972年8月，我进入杭州铁路分局水电段工作，一做就是10年，直到1982年调到生活管理段为止。杭州站归上海铁路局统管，称为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下称“分局”），分局又管辖省内与铁路相关的机车与车站等，下设部门称为“段”。我在水电段下面一个部门，锅炉车间做事。锅炉车间员工达到上百人，负责全省铁路上的锅炉业务，包括列车与车站生活用的大、小锅炉。我们不仅维修锅炉，还负责车站照明、客运列车供水和火车机车的软水供给，以及车站生活用水。每年入秋后，我们需要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交付给各站段制作或修理的锅炉。
锅炉维修工作责任重，又脏又累，人要钻进炉胆里冲洗、清除水垢，粉尘与气味憋得喘不过气。让我最烦心的事莫过于出差了，因为全省火车或火车站的大小锅炉出了问题，就要去维修；锅炉用久了，炉胆会有水垢，需定期清除、维护。如果遇到大型锅炉出了问题，影响到各站段、各部门相互间的运作，还会给铁路行车带来障碍。由此，各工种师傅都要来帮忙，称作“大会战”，大家全力以赴，相互协作，一般要十天半月才能修好。虽说辛苦，也有快乐的时候，大家趁完工前的空闲，轮流溜出去旅游，宁波、江山、绍兴这些地方的景点。
康桥货场，一块“铁路改制试验田”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处在风口浪尖上，上级决定在康桥创立一块“铁路改制试验田”。我作为总经理办公室管理员，有幸经历并目睹了初创时的全过程。上世纪80年代前，康桥只是杭州郊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养鸡，有了“杭州鸡窝”之称，原属半山区。
1990年，半山区与拱墅区合并，新拱墅区设立康桥镇。在分局经营公司主导下，铁路与康桥村委会合作，从火车北站货场辟出一条支线到康桥村，再在村里分出3条支线组成康桥货场，成为杭州北站的二线货场。1996年浙江康桥运贸实业有限公司暨康桥货场开业，隶属于分局多种经营公司，调车、编组、发送车辆，这些事务则由北站管理，我作为货场管理员被调到康桥。
初到时，那里仍是一大片农田，或者说是一块“白地”，派出人员与康桥村委会合作，开拓货场，招募村民入场从事托运与仓储业务。几年下来，货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运输、贸易、仓储、联营、出租、外包等为一体的综合实体。
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以改革开放后周边地区商贸企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不少物流企业应运而生，带动了康桥的住宿、餐饮与零售业。加上货场运输便利，服务周全，业务量与日俱增，客户不断增多。一个不大的货场与乡村联营，为铁路増加了效益，带动了周边乡村经济，调动了乡村剩余劳力，着成为90年代铁路国企改革开放中的一面旗帜。
铁路各分局闻讯，纷纷过来参观取经、观摩效仿，乃至上海铁路局也派人下来考察。康桥货场改革成功，不仅在分局全面开花，其它单位也仿照康桥货场经验，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开展多种经营，不再吃大锅饭。在铁路线上，我们率先将职工薪酬和奖金剝离主业，自负盈亏，实践下来，于国家、于员工都做到了“双赢双利”，为国企改制创建了一个全新模式。
当然，康桥货场改制成功与分局各兄弟站段的支持分不开，也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并得到了上级关怀，省市领导同志亲临货场视察鼓励。可以说，改革开放造就了康桥货场，每位员工都得了实在的收益，成为地方改革生力军。
口述：吕自训 执笔：龚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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